舞弊進化史,AI起了多少作用

　　第二種：直搗黃龍——搞定主考官

　　能搞定主考官的，非富即貴，不具有普遍意義，但是最有效。而搞定主考官的辦法也形式上有兩種，第一種是“硬著陸”——威脅主考官，在科舉考試中，一些達官顯宦為了使自己的親故、子弟在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直接向主考官施加壓力。唐玄宗時寵臣外戚楊國忠之子楊暄“學業(yè)荒陋”，本應在被“黜落”之列。但楊國忠并不甘心，他對知貢舉者達奚珣進行迫脅。懾于楊國忠的淫威，最終定楊暄被為上第。

　　第二種則是“軟著陸”——賄賂主考官，據說還有專門的“炒科舉”的行當，隋朝當時勢力很大的儀同大將軍竇賢對干預科舉非常感興趣：“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沉后進”，應試者如果不走其后門，則很難指望在科場上成功。商賈子弟多有官之心，卻少有學習之心，往往就是花錢買舉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江南鄉(xiāng)試，錄取的舉人中，文理不通的揚州鹽商子弟占了較大比例，而歷年錄取舉人最多的蘇州府，此科錄取人數大失水準，只有區(qū)區(qū)13名而已，而這其中，還有5名是通過行賄登榜的……

　　為了防止考生賄買考官作弊，歷朝歷代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唐代武則天時代曾設立糊名的辦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卷者認出撰卷人的機會，同時又發(fā)明了謄錄的方式，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卷并以抄本送往評級。使得主考官無法直接判斷到底哪些人是送過禮的，于是另一種形式的“通關節(jié)”就“發(fā)明”出來了。

　　考生通過在考卷上做暗記，通常是在段末以“也矣”、“也哉”等虛詞標記，或在文章中使用特定商量好的生僻字，然后將暗記寫在條子上遞給考官。這樣，考官就能事先從眾多的卷子中找出送過禮的人，這種往往很難辨別。

　　第三種：偷梁換柱——請人代考

　　請“槍手”代考隨著科舉制的發(fā)展，愈演愈烈，并出現了專職“槍手”，不僅出現了專職槍手，還出現了專以雙方作介紹為業(yè)者的中介——“槍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富豪子弟為保萬無一失，往往是疏通考官和請人代考同時進行。

　　最為有名的“槍手”，當屬晚唐與李商隱齊名的唐朝詩人溫庭筠。溫庭筠其人一生命運多舛，屢試不中，但卻有一個美名——救數人，由于實在是名聲實在是太大，導致有一場科考，考官為了防止他“開槍”，安排他坐在簾前考試，由考官直接監(jiān)視。而即使這樣，溫庭筠在他的眼皮底下已經順利幫八個人完成了試卷。“槍替”技藝可謂出神入化，但他也因為替考再次名落孫山。

　　請人代考在歷朝歷代科舉時頗為常見，為了防止代考，在準考證上，除了姓名，性別，年齡之外，還特意加上了體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無須，高個等等，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份。

　　科技紅利：新型作弊方式百花齊放

　　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以上的手法都只能稱為低階。小抄依然廣泛存在，只是形式更多樣化，但在重要考場上往往比較少，請人代考的情況也存在，比如2015年的江西南昌替考案等。但因技術而帶來的更多更高階的作弊手段，里應外合運用電子設備傳遞答案，顯然是舞弊史上更大進步。

　　最常見的是可植入式，說起可植入，那一定逃不開耳機。最常見的就是隱蔽式耳機，這種耳機信號好，發(fā)聲清晰，不需要電源鏈接，只需要一顆紐扣電池就可以供電。但是這耳機雖然叫隱蔽式耳機卻極不隱蔽，不僅容易被查到，而且容易被考場的信號干擾器屏蔽，就是那種神似路由器初高中月考都會遇到的信號干擾器。

　　很像耳塞的耳機

　　而另一種較為常見的就是磁共振微型耳機，這種耳機隱蔽性極強，可以與場外的對講機、手機鏈接。但是缺點也很明顯，就是隱蔽性太強了導致很難取出，弄不好還得去醫(yī)院，而且耳機聲音比較小容易失真。同種大小且隱蔽性較強的還有黃豆大小的無限電耳機，它一般置入耳道內耳蝸近側，2008年高考，浙江永康就有多名考生借此作弊。

　　核磁共振耳機很像鉆石

　　口含耳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蔽式耳機，其原理與微波耳道耳機一樣，但其隱匿位置不同，該耳機可藏在后牙床上，通過咽鼓管傳送聲音。這種耳機極難被查獲，考生被發(fā)現后往往吞食銷毀證據，監(jiān)考老師只能通過搜查考生身上是否藏有發(fā)射器確認其是否作弊。

　　這耳機不特殊標記的話仿佛就是腐爛了的口香糖

　　第二種則是面面“具”到式，即廣泛發(fā)掘文具的潛力，通過把接收器安在橡皮或者鋼筆上接收從外面?zhèn)鱽淼拇鸢福@個的安全性不如耳機，但是相比于耳機，文字的可視化會相對更準確地理解信息。

　　該橡皮售價1500塊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AI不僅僅是判斷舞弊

　　2016年高考是 “高考入刑”后的首次高考，不少地區(qū)都出臺具體措施提升考場作弊防控系統。傳統高考時的三大件就是，金屬探測儀，手機信號屏蔽器，無線電檢測車。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fā)展，多地開始啟用“人臉識別”和“指紋驗證”來增加監(jiān)考力量，這有助于遏制替考事件的發(fā)生。

　　但是，回過頭來讓我們想一想，即便是以上幾種防御辦法都沒有成功，依然有考生作弊成功，那么是否有辦法發(fā)現呢?

　　利用大數據，也許會給我們提供一種解決思路。

　　而要確認學生是否作弊則很簡單了，只需要對歷年該生的考試成績進行分析，設計一套算法評估其成績，預測其應在哪個區(qū)間，一旦出現異常波動則需留意，但這僅僅是最基本的。大數據技術的應用還應能夠監(jiān)測學生是如何進行考試的，它需要分析出，在一次考試中，學生個人和整體在每道題上花費了多少時間?最值是多少?平均值又是多少?等等，通過監(jiān)測上述這些信息和數據，從而形成數據檔案，推測學生的思維方式，并借助人工只能，提供”千人千面“的個性化學習模式。

　　結論

　　回到開頭，真相大白后，傅晉賢和被他收買的考官等人被處死，這是湖南出現的最嚴重的一起科舉舞弊案，而羅彩霞案的處理則冷淡得多。越來越多人在質疑高考是否是唯一的出路，社會似乎給了人很多機會，其實不然，并沒有給路，而高考起碼給了一座獨木橋。舞弊的人越少，這座橋將越寬。希望未來，獨木橋越來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