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讀任正非的企業(yè)之道：華為如何登頂巔峰？

　　任正非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企業(yè)家，也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你很難真正了解他的內心世界。他是一個曾經患過抑郁癥的孤獨者，也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企業(yè)總裁。他經常對華為高管疾聲訓斥，也苦口婆心告誡員工“不要做一個完人，因為做完人很痛苦的”。他不但有質樸實干的一面，更有仰望星空的一面;他從來都不是神，他只是他自己。在他眼里，華為不是成功企業(yè)，外界只是在霧里看花，對華為做了過度解讀。他不僅是一個充滿理想的實干家，而且是一個立足實踐的思想者。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企業(yè)家，軍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帶領華為快速發(fā)展的同時，更加重視其企業(yè)哲學思想的發(fā)展，這一發(fā)展大致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具有四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個階段是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華為發(fā)展初期。這個時期的華為還處于艱難生存與力求發(fā)展的階段，任正非創(chuàng)造性地把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走向成功的思想融合到華為的經營管理中，以至于《IT經理世界》雜志曾經刊文稱任正非是“泛毛澤東主義者”。華為成長初期面臨的生存環(huán)境無比嚴峻，為了在跨國巨頭的夾縫中求得生存，任正非運用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哲學思想，先從國外通信巨頭當時無暇顧及的三線城市入手，逐步搶占市場份額，擴大企業(yè)生存空間。在這一時期，他的企業(yè)哲學思想隱含在他的一系列講話中，比如《反驕破滿，在思想上艱苦奮斗》《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要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在自我批判中進步》以及《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等。

　　第二個階段是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經營管理思想和工具，“削足適履”的時期。這個階段華為已經解決了初期的生存困境，進入了企業(yè)的高速發(fā)展時期。任正非不斷走出國門，考察并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和思想。他不僅寫了《我們向美國人民學習什么》《北國之春》《冰島隨筆》《市場經濟是最好的競爭方式，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等一系列文章，而且不斷與西方管理咨詢公司全力合作進行管理變革，與Hay和CRG公司合作引進了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與IBM公司合作引進了IPD(集成產品開發(fā))與ISC(集成供應鏈)管理體系，與PwC合作引進了財務管理體系，與FhG(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合作引進了生產工藝管理體系。為了破除學習與變革的阻力，任正非不惜用“削足適履”來比喻華為進行的管理變革，強力推進，不計代價，確保先進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華為落地。

　　第三個階段是融會貫通并形成華為獨特的企業(yè)哲學時期。2005年華為經過八年屢敗屢戰(zhàn)的國際化道路，海外收入首次超過國內收入，標志著華為已經成為一家真正的國際化企業(yè)。2003年任正非在華為內部干部培訓班上發(fā)表講話《在理性與平實中存活》，認為企業(yè)的生命不是企業(yè)家的生命，要建立一系列以客戶為中心、以生存為底線的管理體系，而不是依賴于企業(yè)家個人的決策制度。“管理就像長江一樣，我們修好堤壩，讓水在里面自由流。”公司發(fā)展的微觀模式就是一部分有效和諧的方法論，完成企業(yè)管理諸元素從端到端、高質、快捷、有效的管理。這些思想與2000年任正非以“無為而治”為題要求華為高層管理者寫命題作文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顯然已經走出了當初的思想混沌狀態(tài)，有了明確的目標。在華為“2012實驗室”的講話，則標志著任正非思考的深度與廣度已經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開始思考企業(yè)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人的命運的聯系，明確提出了哲學改變思想的課題，這也意味著其企業(yè)哲學思想的形成。

　　任正非企業(yè)哲學思想有以下四個顯著特點：

　　1. 濃郁的軍事風格

　　任正非作為基建工程兵部隊的技術兵有過近十年的軍旅生涯，南下北上，東奔西走，曾經獲得過眾多獎勵和榮譽。軍隊的經歷使任正非的企業(yè)經營管理思想具有濃郁的軍事風格，而這種軍事風格的思想也恰恰契合了“商場如戰(zhàn)場”的企業(yè)生存環(huán)境。華為經營戰(zhàn)略中的“農村包圍城市”“壓強原則”，組織機構中的“片聯”“地區(qū)部”“重裝旅”，企業(yè)文化中的“狹路相逢勇者生”“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拼死相救”等都是軍事風格的體現。在任正非的講話中，經常可以看到諸如“統(tǒng)帥”“將軍”“正規(guī)軍”“土八路”“新兵蛋子”“炮火”等軍事詞匯。

　　軍事詞匯的使用還只是表象。從華為的發(fā)展歷程來看，任正非的確是把經營管理企業(yè)作為統(tǒng)軍打仗來對待的。他把戰(zhàn)爭的知識和理論應用到華為中，且在謀略、布局、團隊、士氣各方面都發(fā)揮到了極致。他不僅活學活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而且也學習克勞塞維茨的《戰(zhàn)爭論》思想和喬良的《超限戰(zhàn)》理論。他把自己多年養(yǎng)成的軍隊作風融入華為的企業(yè)文化之中，使華為成了一個像軍隊一樣目標統(tǒng)一、紀律嚴明、作戰(zhàn)勇猛的高效企業(yè)組織。

　　2. 強烈的危機意識

　　從1987年創(chuàng)立時的小作坊到2014年世界通信制造業(yè)的領頭羊，27年的華為發(fā)展史猶如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但是伴隨著華為成長的不僅是歡呼與喜悅，更是如影相隨的死亡威脅。這個死亡威脅不是來自競爭對手，而是來自華為創(chuàng)始人任正非的內心深處。

　　因為特殊的生活經歷，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企業(yè)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來自于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任正非與他們還不同，他的危機意識已經深入骨髓，融入身心，甚至近乎偏執(zhí)。在《華為的冬天》中，任正非這樣表達他對危機的認識：

　　“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面對這樣的未來，我們怎樣來處理，我們是不是思考過。我們好多員工盲目自豪，盲目樂觀，如果想過的人太少，也許就快來臨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聳聽。”

　　“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么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我們大家要一起來想，怎樣才能活下去，也許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敗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guī)律。”

　　在任正非那里，華為發(fā)展越快，規(guī)模越大，他的危機意識反而更強烈。他也曾向員工描繪美好的未來，創(chuàng)立之初就豪言華為會“三分天下”;他也發(fā)出過“要敢于超越美國公司，最多就是輸”的怒吼。但是華為27年來他說得最多的卻是“冬天”“萎縮”“失敗”“破產”“死亡”等冷冰冰的字眼。于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出現了，天天疾呼“死亡”與“破產”的華為不僅活得很滋潤，而且登頂世界通信制造業(yè);天天高喊“百年基業(yè)”與“世界一流”的眾多企業(yè)卻早已折戟沉沙、銷聲匿跡了。

　　3. 深刻的融會貫通

　　任正非是一個酷愛學習的人，出差期間必帶的物品就是書籍。他技術出身，知識面廣，胸懷遠大，眼界開闊，富有思想。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你不僅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哲學智慧，比如“無為而治”“利出一孔”“深淘灘，低作堰”，也可以看到近代毛澤東思想中的“批判與自我批判”“農村包圍城市”;不僅可以看到古希臘神話中的丹科，而且可以看到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英雄人物“藍血十杰”。不僅可以看到“鳳凰”“烏龜”“狼狽”，還可以看到“黑寡婦”“貓頭鷹”甚至是“眼鏡蛇”;至于“青紗帳”“土八路”“炮樓”等更是比比皆是。

　　2003年，華為曾邀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張世英教授、韓水法教授、李中華教授和王博教授以及中國社科院的龐樸教授、余敦康教授和原海軍政治學院的吳瓊教授為華為總監(jiān)以上干部做哲學培訓，講授“西方現代哲學論和諧相處”“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周易與思維方式”“無用之用——老莊的智慧”“說無談玄”“回到軸心時代”“戰(zhàn)爭指導規(guī)律與大戰(zhàn)略”等課程。任正非本人也親自聽課并與老師們熱烈互動。授課以后華為更是把培訓錄像制作成光碟在公司內下發(fā)學習，并向華為的客戶贈送。在授課中，年逾古稀的龐樸教授曾問任正非，為什么邀請他們講授和企業(yè)經營管理沒有多少關系的哲學課程，任正非的回答是要給華為干部的頭腦松松土，澆澆水。換句話說就是提高管理干部的哲學素養(yǎng)，開闊視野，重塑思維模式以適應新的挑戰(zhàn)。2013年任正非在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提出華為未來要建立三個研究所，第一個就是美學研究所。其實美學也源自于哲學，我們很多耳熟能詳的哲學家同時也是美學的主導者，比如柏拉圖、康德、尼采等人。2015年1月18日，在華為市場工作會議之后進行的文史哲講座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三智道商國學院院長王守常先生為與會干部帶去了《中國的智慧》講座，充分體現了任正非在企業(yè)哲學思想方面的境界與干部培養(yǎng)方面的良苦用心。

　　4. 超越的義利觀念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著義利之爭，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義利觀。義指的是特定的倫理規(guī)范和道德約束，利則指的是物質利益。對二者關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義利觀。儒家強調“見利思義”?？鬃诱J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認為應當“重仁義輕私利”。墨家強調“交相利”。法家則與此相反，商鞅提出“利者，義之本也”，韓非認為要有“計算之心”?？傮w而言，在義利之辯中，形成了重義輕利、重利輕義和義利并重三種說法。企業(yè)作為一種功利性經濟組織，是以逐利為根本的。因此一般的企業(yè)老板都把利作為經營企業(yè)的第一要義。

　　作為華為的創(chuàng)始人，任正非在“義利觀”上實現了超越。他強調企業(yè)是功利性組織，企業(yè)的使命首先是活下去，如果沒有利潤，企業(yè)就會死亡。企業(yè)同時也是社會性組織，必須守法經營、合法納稅、創(chuàng)造就業(yè)。他要求華為員工要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華為，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在利益的分配上，和一般的企業(yè)老板不同，他把個人利益看得比較輕，愿意和員工分享公司發(fā)展創(chuàng)造的財富。無論是從華為的股權結構還是華為的薪酬制度上，任正非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分享。一直秉承“要活大家一起活”觀念的任正非認為企業(yè)賺了錢首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才會愿意跟著他干。在法律制度還不規(guī)范的時候，華為的全員持股制度已經開創(chuàng)了中國企業(yè)的先河。目前，任正非在華為個人持股已經不足2%，其余的股份由大多數員工共同持有。也正是由于任正非有如此的胸懷和魄力，華為才集聚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并發(fā)揚艱苦奮斗的精神，成就了華為今日的輝煌。這是一般企業(yè)家難以企及的大智慧，也正是這種大智慧使華為一直乘風破浪，奮勇前行。

　　27年的發(fā)展歷程，不僅成就了華為，也形成了任正非獨特的企業(yè)哲學思想。當任正非說“哲學改變中國”的時候，也意味著他已經不僅僅著眼于目前的華為，而是開始思考華為的未來和中國企業(yè)的未來。同時，中國企業(yè)也可以在學習和批判華為的企業(yè)哲學中獲得啟迪與智慧。

　　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任正非不僅僅創(chuàng)造了華為傳奇，而且為中國企業(yè)哲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